专利许可费到底该向谁收，52 起诉讼给了一个答案
华为与联发科自 2022 年 3 月谈判破裂，历经中国、英国、德国（UPC）、巴西四个法域共 52 起诉讼，2025 年 10 月 8 日经巴西法院确认和解。这场纠纷真正的争点不是侵权与否，而是 SEP 许可费收在哪一层

The Timeline

事实：一场铺满四个法域的官司是怎么打的

先把时间摆开。以下事实来自公开报道与法院文件，不含推断。

规模上，据公开梳理，双方在四个法域的诉讼合计 52 起（不含专利无效诉讼）。华为方面对和解的回应是：「双方已同意解决彼此之间的所有专利争议，具体和解条款保密。」——没有披露费率、没有披露范围。

52 起这个数字，分摊到法域上并不平均。中国境内集中在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杭州、郑州六地——深圳是华为首发起诉地，也是后来出第一份判决的地方，同时还受理了联发科的反制诉讼；英国只有一起，但它是四个法域中唯一可能「一次审理、覆盖全球费率」的；UPC 两起，分别在慕尼黑与曼海姆分庭；巴西两项初步禁令，附海关执行。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分量最重的是英国——这两件事不矛盾，一个解决实体，一个解决定价。

The Question

争点：不是侵不侵权，是向谁收

如果只看案情摘要，这像一起标准的专利侵权纠纷：一方有 SEP，一方做芯片，谈不拢费率就起诉。但把华为选择的对象看清楚，问题的性质就变了。

在这个行业里，SEP 许可费长期是向整机厂收的。手机厂商按整机售价的某个百分比支付许可费，芯片厂只管卖芯片。这套结构运行了二十多年，因为整机是最终产品，售价高、可核查、收费基数大，权利人一次收费就能覆盖整条链。

华为这次的选择是向芯片厂收。深圳起诉书中指控的是联发科「生产、销售」的 4G／5G 通信芯片侵犯其多件 SEP。换句话说，收费点从产业链末端挪到了中间环节。

这个动作如果成立，会产生一个连锁后果：芯片厂拿到许可后，按权利用尽的一般原理，下游整机厂使用这批芯片就不必再就同一专利另行付费。权利的「一次用尽」意味着——向芯片收一次，就等于放弃了向所有用这颗芯片的整机厂收费。

所以问题不是「谁侵权」，而是「在哪一层切一刀」。切的层不同，整条链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同：向整机收，费用摊到每台手机的售价里，由消费者最终承担；向芯片收，费用压在芯片报价里，由采购芯片的整机厂按采购量分担。

The Layer

层级：为什么「向谁收」在这个行业这么难定

要理解这个选择为什么重要，得先看清 SEP 许可的结构性难题：一项标准里通常有成千上万件必要专利，分属几十家权利人。任何一台手机都同时实施这些专利，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能绕开。

在这样的结构下，收费点的选择直接决定三件事。第一是基数——整机售价高，按比例收的绝对金额大；芯片售价低，同样的费率算出来小一个量级。第二是覆盖范围——向整机收，一家整机厂只能覆盖自己的出货；向芯片收，一家芯片厂能覆盖所有用它的整机厂。第三是谈判对象数量——全球手机品牌数十家，而基带芯片供应商只有个位数，向芯片收的谈判成本低得多。

对权利人来说，向芯片收看起来更划算：谈一家等于谈一片，行政成本低。对被许可方来说，向芯片收意味着成本集中在少数几家手里，这几家会把费用转嫁给下游——最终还是要摊回整机。

但这里有一条不能忽略的限制：权利用尽在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答案。芯片许可能否当然延伸到使用该芯片的整机，不同法域的法院给出过不同结论。有的法院认为专利权的用尽以「合法售出」为准，芯片厂付费后整机不再承担；也有法院认为，整机实施的技术方案不等于芯片实施的技术方案，不能一概用尽。

这正是本案最要紧的地方：华为对联发科主张的，不只是「你侵权」，而是要法院确认芯片这一层就该被收费。一旦这个立场在一地得到支持，它就会成为其他法域的参照，进而改变整个行业的收费惯例。

还有一层方法论上的分歧：FRAND 里的「合理」到底按什么算。按整机售价的一定比例算，单价高、总额大；按最小可销售单元（也就是芯片）算，单价低、总额小。这两种算法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答案，不同法院对「许可费基数」的态度也不一致——这正是本案争议能够持续一年半、并铺开到四个法域的结构性原因。技术问题是次要的，基数怎么选才是真正贵的那一笔。

The Race

节奏：禁令在哪个法域来得最快，筹码就在哪里

这场官司另一个值得看的地方，是双方在各法域之间的节奏选择。同一批专利、同一组当事人，在不同法院拿到结果的时间可以差一年以上——而在这类谈判里，时间差本身就是筹码。

最快的是巴西。2025 年春季，巴西法院在华为诉联发科案中先后下达两项初步禁令，分别涉一件 4G SEP 与一件增强语音服务（EVS）SEP，而且不止禁止行为，还明确指令海关配合执行，通知联邦税务局按禁止境内销售的规定采取措施。据公开梳理，从申请初步禁令到实际扣货大约用了 5 到 6 个月；作为对照，美国 ITC 的同类程序通常需要 17 到 18 个月，再加 60 天总统审议，实际接近 20 个月。

最慢的是英国。联发科 2024 年 7 月主动在英国提起确认全球 FRAND 许可条款之诉，并在 2025 年 4 月拿到「加速审理」的批准。但即便加速，英国高等法院把费率争议的审理时间定在 2026 年 2 月——距离起诉已过去一年半。期间华为三次提出管辖异议与中止申请，2025 年 3 月 18 日、7 月 4 日两度被驳。

在这个节奏差面前，双方的策略意图很清楚：联发科要的是「谁来定费率」——它主动在英国起诉、请求确认全球 FRAND 条款，是想把定价权交给一个愿意快速审理、且历史上倾向「全球 FRAND」的法院。华为要的是「先有禁令」——UPC 慕尼黑分庭与巴西法院，是能在实体判决之前就产生实际约束力的地方。

这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决定的：费率之诉解决「多少钱」，禁令之诉解决「能不能卖」。前者慢、后者快，而市场等不起——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边打费率、一边抢禁令」的双轨打法。

The Turn

转折：和解为什么发生在深圳判决之后

把时间线倒过来看，有一个顺序值得注意：2025 年 8 月深圳法院一审判决，两个月后的 10 月 8 日，巴西法院文件确认双方和解。

公开报道对此的解释是，深圳这起判决「是系列全球案件中的首份判决」，「或也是推动双方重启和解谈判的关键转折点」。这里要区分两件事：判决时间是事实，「是转折点」是推测。双方都没有披露和解谈判的具体进程，所以因果链只能存疑。

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在多法域并行的 SEP 纠纷里，第一个实体判决的示范效应，往往大于它的判赔金额。因为后续各地的法院都会参考它：同样的专利、同样的产品、同样的 FRAND 抗辩，先判的那个结论会成为其他法官的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双方都要在中国起诉。中国既是双方业务的核心市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审理周期相对可控的辖区之一。一旦中国法院就「芯片层该不该被收费」给出立场，这个立场会自动进入其他法域的谈判参考系。

所以这一节能下的结论只有一句：深圳判决与和解在时间上相邻，方向上一致，但不能说前者导致了后者。要确认这一点，需要等判决书全文公开，看它认定的争点落在哪一层。

The Forums

制度：三个法域，三种定价逻辑

同样是 SEP，英国、德国（含 UPC）、中国给出的「定价方式」并不一样。理解这个差异，才能看懂双方为什么非要跑到不同国家去打。

英国愿意定「全球费率」。这条路由 2017 年英国法院在 Unwired Planet 诉华为案中确立，几经上诉后在 2020 年获得确认：英国法院可以就一个全球专利组合确定 FRAND 条款，被许可方不接受，法院可以下禁令。联发科 2024 年 7 月主动在英国起诉、请求确认全球 FRAND 条款，看中的就是这条路径——一次审理，覆盖全球。

德国与 UPC 更倾向「地域特定」。它判的是这件欧洲专利在本辖区侵不侵权，禁令效力直接，但费率通常不在一案中全局确定。所以在这里拿到的是「能不能卖」，不是「该付多少」。

中国是「审理周期相对可控」的战场。双方在中国六个城市起诉，涉及的正是供应链的核心市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自 2019 年成立后审理过大量涉外专利案件，本案的管辖权异议也由它终审驳回——这说明程序层面的争议在中国已经走完，剩下的实体问题可以直接推进。

三种逻辑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分工：英国定全球单价、德国与 UPC 抢禁令、中国抢第一份实体判决。这也是为什么同一对当事人会在一年内铺开 52 起诉讼——不是打得多，是每个法域各负责一件事。

The Pool

收尾：为什么和解之后双方一起进了专利池

和解当天还有另一个动作：专利池管理组织 Access Advance 更新 VVC Advance 专利池的被许可人名单，华为出现在其中。而联发科的子公司 HFI Innovation 早就是这个池子的许可方。

VVC 是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用于 4K／8K 视频与流媒体。双方在这个池子里形成「一方是许可方、另一方是被许可方」的双向关系——而这不是本案争议的那批 4G／5G SEP。

这个细节的意义在于：诉讼解决的是历史，专利池安排的是未来。打完一场跨四法域的仗，双方最后落在一个可以持续结算的机制里，而不是各自走开。这也是 SEP 纠纷近年常见的收尾方式——对抗归对抗，许可关系要维持下去。

专利池在这类纠纷里的位置，值得单独说清楚。一个标准往往对应成千上万件必要专利，分属数十家权利人。如果每一家都单独谈，被许可方要谈几十轮，权利人也要向几百家厂商逐一收费——交易成本高到不现实。池子的作用就是把这一堆专利打包，按统一费率、一次授权，把「谈几十轮」压缩成「谈一轮」。

但池子只解决「批量」，不解决「定价」。费率定多少、基数是整机还是芯片，仍然是每一轮谈判的核心分歧。所以这起案子里，双方先在法院争「该向谁收」，和解后再回到池子里按标准结算——对抗解决争议，池子承接日常，两条轨道并行不冲突。

The Shift

变化：这一次，中国企业站在收费的那一侧

这场纠纷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身份变化：过去十几年，中国通信企业在 SEP 领域主要扮演被许可方——向爱立信、诺基亚、高通支付许可费，在许可谈判中处于防守位置。

这一次不一样。华为是以 SEP 权利人的身份，向一家芯片厂提出许可要求、并在四个法域主动发起诉讼。起诉的对象不是终端品牌，是产业链上游的芯片供应商。

这个变化的意义不在于「谁更强」，而在于议价结构变了。被许可方谈判时能做的是「少付多少」；权利人谈判时能定的是「向谁收、按什么基数收」。后者改的是规则，前者只改数字。

与之对照，同一时期三星诉中兴的 SEP 纠纷里，中国企业中兴是被诉一方，在巴西、德国、英国、美国四地应对。两个案子同时发生，说明中国企业在 SEP 格局里的位置已经分化——有的在收费侧，有的在被收费侧，而两者用的都是同一套 FRAND 语言。

对行业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同时成为权利人和被许可方，「我们主张别人」和「别人主张我们」用的是同一套标准，立场的一致性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维持。通信标准里的必要专利属于典型的关键核心技术——它的许可秩序直接决定产业链的成本结构与技术扩散速度，不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私事。国内 SEP 规则怎么建、判例怎么积累，接下来几年绕不开这道题。

For Companies

含义：这件事对哪类企业有现实影响

这一节不谈谁对谁错，只说三类企业在类似局面下能拿走什么。

1. 01

   被许可方 · 先算清楚自己在哪一层

   如果你采购芯片、组装整机，重点不是「我有没有侵权」，而是「上游有没有拿到许可、拿到的许可覆盖不覆盖我这颗芯片」。这决定你要不要自己再去谈一次许可。

2. 02

   被许可方 · 把「费率之诉」和「禁令之诉」分开应对

   前者决定你付多少，后者决定你能不能卖。两件事要同步准备两套材料：一套算账（可比许可、费率区间、地域范围），一套保供（替代料、库存、可切换方案）。

3. 03

   权利人 · 想清楚收费点选在哪一层

   向整机收，基数大但对象多、执行慢；向芯片收，对象少但面临权利用尽的抗辩。两种选择对应完全不同的证据准备与诉讼路径，开打之前就要定，中途换层代价很高。

4. 04

   双方共同 · 盯住第一份实体判决出现的辖区

   在多地并行的局面里，第一份判决的示范效应大于金额。这决定资源该往哪个法域倾斜——不是均摊，是集中。

5. 05

   任何一方 · 和解前想清楚要不要进池子

   单次和解只解决这一段历史，专利池安排的是一段时期的持续结算。如果双方长期互有实施，进池往往比一次性买断更可持续。

把这件事落到具体一家公司身上，会清楚很多。如果你做的是物联网设备、车载模组、或者任何带蜂窝通信能力的产品，你用的基带芯片里大概率包含别人的标准必要专利。这时候你要关心的不是「华为和联发科谁赢」，而是三个更实际的问题：我的芯片供应商有没有就这些专利拿到许可；拿到的许可覆盖不覆盖我采购的这个型号；我的采购合同里，专利侵权的责任是怎么划的、由谁去谈。

这三个问题决定了：将来某一天你会不会收到一封律师函，以及收到之后能不能把责任推回上游。SEP 纠纷里最被动的位置，从来不是「被判侵权」，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芯片有没有被授权」。

还有一条不属于动作、但值得记住：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双方都没有停售、没有停产。诉讼发生在市场照常运转的同时——所以对这类纠纷，真正的风险管理不是「会不会被告」，而是「被诉时供货链断不断」。

The Limits

边界：这篇文章没有回答的问题

写到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由于和解条款保密，本文无法回答以下问题，任何给出确定答案的说法都值得怀疑。

• —许可费到底定在什么水平、以什么为基数——没有公开信息。
• —双方是否就「向芯片收费」这一层达成了实质共识，还是绕开了这个问题各自退一步——不知道。
• —深圳一审判决的具体认定（尤其是对许可层级的态度）尚未公开全文，本文只能确认「有判决、有时间」，不能确认「判了什么」。
• —52 起诉讼的最终处置方式（撤诉、和解结案还是其他）未见逐案披露。
• —和解是否覆盖双方在其他标准（例如 VVC）上的争议——公开信息只有专利池名单变更，没有说明许可范围的边界。

还有一层边界是方法上的。本文用「向芯片收还是向整机收」这条线组织全文，是因为公开材料里双方的主张都落在这一层；但 SEP 纠纷的真实争点往往同时包括费率计算方式、专利有效性、地域范围、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多条线索，本篇只处理了其中一条。

最后一句提醒：这类案子的公开信息主要来自当事人声明与媒体报道，而双方都没有义务披露谈判细节。看到「某某案改写了行业规则」这类判断时，可以先问一句——和解协议里到底写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保密」，那这个判断就没有依据。本文也适用这条标准：它只写了公开信息能支撑住的部分，剩下的留给时间。

最后交代材料本身的问题。本文事实部分主要取自公开报道与法院、公报文件，这些来源在个别时间点上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华为在中国启动诉讼的时间，有的梳理记为 2024 年 5 月谈判破裂后，有的记为 2024 年 4 月起陆续提起；英国裁决的日期也出现过 3 月 18 日与 4 月 24 日两种记载。本文采用了较完整的一份梳理口径，并保留了原始时间点，未做调和。遇到这类出入，正确的处理是标注而不是选一个看起来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