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短视频。前半段是演讲台，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行业；后半段切到书封，配音一直在讲育儿。音色、停顿、口音，跟台上那个人一模一样。点右边的按钮，页面直接跳到书店，书已经在购物车里。
看到的人多半以为这是本人推荐。其实视频本人没拍过，声音是 AI 合成的，用到的演讲片段也没取得授权。从拍摄到上架，整条链路没有一个环节需要本人出现。
视频发布于 2024 年。某文化公司要推一批家庭育儿类图书，跟一名带货主播签了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宣传短视频。协议里写着一句：主播发的视频要是侵犯第三方权益，由委托方担责。
法院查明两件事。一是视频素材没有取得本人授权。二是某文化公司对素材来源、授权材料都没有审核，也没要过凭证。
认定分两层。行为层：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配上一段与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声音，侵害肖像权与声音权益。过失层：没审素材、没查授权，与主播构成共同侵权。
2025 年 7 月 18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与维权合理支出 12 万元。原告主张 25 万元。双方都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这一件，是最高人民法院 2026 年 9 月 16 日发布的 4 件网络法治典型案例之一。案由写的是李某瑾诉某文化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条文这一侧不绕。《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把「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写进侵害肖像权的方式，并规定未经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声音交给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一句话：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赔多少，看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按被侵权人的损失算，或者按侵权人的获利算；两者都难以确定、协商不成，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定。同类案件标的额差得远，差的就是这一句。
同期还有一份文件。2026 年 9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里面两句和本案直接相关。一句管脸：未经同意用 AI 处理他人姓名、肖像，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公开使用，侵害姓名权、肖像权。一句管声音：未经同意拿他人声音当训练语料，模仿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人声，侵害声音权益。
三条边界。其一，这是一审判决因未上诉而生效，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只有参照价值。其二，声音权益的门槛是「可识别」——合成声音得让公众认出是谁，三项近似正是本案的认定基础。其三，本篇只谈民事人格权，不涉刑事责任，也不谈平台责任怎么划。
协议和审核是两条线。协议管的是事后谁掏钱，审核管的是事中要不要让它发出去。前者写在纸上，签完就生效；后者要有人真的去要材料、看凭证、留记录。本案缺的是后者。
所以那句「视频侵权由委托方负责」写进去之后，公司照样被判了共同侵权。一份责任条款能解决的问题，是赔完之后找谁要钱。它管不了要不要让这条视频发出去。两件事不能互相顶替。
连带责任的重量在这里。共同侵权一成立，委托方和主播先一起对外赔；内部怎么分，得另案追偿。追偿要时间、要证据，还得看对方那时还在不在。
容易误判的一处，是「这是 AI 做的」这句话。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看的是可识别性，不看制作方式。合成的、拼接的、人工模仿的，只要公众认得出是谁，就落进同一条规则。
另一处是标注。角落打一行「含 AI 生成」，只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不是 AI 做的。它答不了另一个问题：能不能用这个人的脸和声音。两件事不在一个层面，标注替代不了授权。
这类视频难被发现，原因就在画面里。素材是真的，人也是真的，只有那句推荐是拼出来的。观众一帧一帧看也挑不出破绽，破绽在授权那一栏。
两组委托投放，只差一件事。A 在开拍前把素材来源清单和授权凭证要了过来，签收留痕；B 在合同里写了「侵权由委托方负责」，然后把素材直接发给主播。真出事时，A 手里是审核记录，B 手里是责任条款。前者证明「我审过」，后者只证明「我们说好谁赔」。
还有一个更近的对照：素材是自己拍的，还是合作方给的。这一项只差「谁按的快门」，审核义务不跟着走。你的宣传片里用了达人、专家、用户的肖像或声音，你就是本案里的委托方。
赔偿落在酌定区间，是因为损失和获利都举不出来。主张 25 万元、判 12 万元，差的就是这一段。授权报价、同类代言市价、对方那几条视频的销量，都能把主张往上顶。只交侵权事实、不交损失证据，多半落在低位。
第一件，把授权拆成三项分别落实：影像素材（演讲、授课、采访片段）、声音（音色、语调、发音风格）、是否允许 AI 处理。三项写进同一份授权书，写明使用平台、期限、商品类别，再单列一条「允许或不允许 AI 合成」。只写「授权使用肖像」，遇上 AI 拟声挡不住。
第二件，把审核做成流程，别停在条款上。做法很具体：受托方交素材来源清单和授权凭证，委托方留一次书面审核记录。合同里保留单方下架权，约定侵权时的追偿和违约金。本案说明得很清楚——只在协议里写「由委托方负责」，既不减轻责任，也换不来一个审核动作。
第三件，是发现被仿冒之后的取证顺序。先固定侵权页面：录屏、时间戳或者公证。再做声音比对说明。然后向平台投诉、要求处置。最后才谈索赔。顺序反了会吃亏：页面删掉再取证，可识别性和使用范围都难证明。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2026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案例二（李某瑾诉某文化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5 年 7 月 18 日判决，未上诉已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2026 年 9 月 7 日印发）。以官方最新发布为准。
以上事实援引官方文件原文；分析与建议为我们基于官方公开材料作出的判断，不构成对个案结果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