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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3.92亿、7.31亿、7.986亿美元:三星诉中兴SEP案中三国法院为何各走各的路
三国法院的分歧不在事实,而在可比协议与测算方法的选择

3.92 亿美元、7.31 亿美元、7.986 亿美元。三个数字摆在一起,你的第一反应是同一桩许可被估出了三个价——这个直觉本身就是误读。
同一批协议同批在案,三家法院却走出三条几乎不相交的路径。分歧落在可比协议与测算方法的选择上,不在事实认定。

案由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 FRAND 许可条件纠纷(三地平行诉讼)

当事人

中兴通讯(许可方)/三星电子(被许可方,含三方主体)

审理法院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专利法庭/慕尼黑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审判庭

案号

重庆(2024)渝01民初905号;英国[2026] EWHC 999 (Pat);德国 7 O 64/25、7 O 2750/25

判决日期

德国 2026 年 4 月 30 日;英国与重庆 2026 年 5 月 1 日,均为一审

许可标的

2G 至 5G 标准必要专利交叉许可,重庆判项排除 6G 及更高代际产品

三地结果

英国 3.92 亿美元(五年期一次性平衡付款)/重庆 7.31 亿美元(含 2019 至 2023 年 5G 过往部分)/德国上限 7.986 亿美元、和解建议 6.4 亿美元

关键数据

5G 系数基准 21.57%、稳健性检验 13.83%;4G 与 5G 均价之比 39.16%;4G 累积费率 6% 至 8%

涉案协议

《2021年协议》《中兴通讯苹果2020年协议》《三星电子爱立信协议》《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三星电子交互数字协议》

来源

重庆判决公开版原文;英国法院新闻摘要及经删节公开版本;德国部分转引自公开报道

本文为公开裁判文书与官方发布材料的研究性评析,文中观点是基于公开材料的学习与整理,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

Calibration

口径差异使三个数字无法直接比较

3.92亿美元、7.31亿美元、7.986亿美元。三个数字摆在一起,你的第一反应是同一桩许可被估出了三个价。这个直觉本身就是误读,而且是最常见的那一种。

英国高等法院判的是全球组合交叉许可的一次性平衡付款,期限口径为五年。重庆一中院的判项覆盖2024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2G至5G交叉许可费,外加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5G过往部分,期限和范围都不同。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给出的上限与和解建议同样只对应五年期。口径不同,数字不能放在同一把尺上比较。

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同一份专利组合、同一套FRAND原则、同一批摆在案头的许可协议,三家法院为什么走出了三条几乎不相交的路径。本文把三份判决并排研读,找出分歧落下的那一步。

Facts & Procedure

三份判决建立在同一批协议和同一组当事人之上

中兴通讯与三星电子在2021年7月签署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为期三年,覆盖2G至4G,明确不包含5G。这份《2021年协议》后来成为三国法院都必须面对的第一份证据,也成了分歧的起点之一。

2023年6月,双方启动续签谈判,磋商约一年半后因报价差距过大破裂。2024年12月19日,三星电子在英国高等法院起诉,请求裁定全球FRAND条款;四天之后,2024年12月23日,中兴通讯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同类请求。此后战线扩展至英国、德国、美国、中国、UPC、巴西六个法域,至2025年4月双方互诉已超过17起。

重庆一中院对全球FRAND费率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来源于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与SEP产业全球打包许可商业惯例的结合。此前OPPO诉诺基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22年9月确认重庆一中院对裁断全球标准必要专利FRAND使用费拥有管辖权。重庆判决尾部援引的条文横跨合同、冲突规范与程序三个层面:《民法典》第五条至第七条、第四百六十四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FRAND义务的裁量被安放在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之下。

2026年4月30日,慕尼黑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审判庭宣判;2026年5月1日,英国高等法院与重庆一中院同日判决。三份判决均为一审,当事人均享有上诉权利,尚未发生既判力。这意味着任何一方在上诉审中都可以重新挑战可比协议的选择、扭曲因素的认定以及费率测算的每一个环节。

在英国程序中,三星主张一次性付款不超过2亿美元,中兴主张7.31亿美元。英国的判决同时下发经删节的公开版与仅当事人可见的未删节版,理由是涉及双方及第三方的商业机密。米德法官在判决中批评诉讼泛滥是体系功能失调的表现,核心症结是ETSI知识产权政策缺乏争端解决机制。双方除价格外几乎所有条款已达成一致,却仍须全球诉讼,这一现实被法官称为尤为令人遗憾的结果。与此呼应,UPC曼海姆地方分院于2026年5月13日作出一项前所未有的程序动作:不是追加一份FRAND判决,而是直接向当事人提出两项非约束性和解建议——640 million美元对应至2028年底的五年期许可,730 million美元对应至2029年底的六年期许可——并建议双方若不能接受,可将争议提交UPC专利调解与仲裁中心调解。这一介入使同一纠纷在第四个法域出现了第四种程序姿态。

重庆一案的判决主文逐项列明:许可标准为2G、3G、4G、5G无线通信标准;许可专利为各方拥有和有权许可的2G至5G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被许可产品为双方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设备,排除6G或更高代际产品;三星三方一次性支付净许可费7.31亿美元,包括2024至2029年的2G至5G交叉许可费以及2019至2023年的5G过往部分交叉许可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三星三方共同负担。

英国的判决金额是3.92亿美元,米德法官认定三星主张的条款结构属于FRAND结构,且是法院面前唯一的结构。效力上有两点须留意:判决不要求中兴必须签约,中兴也未作此承诺;中兴已在中国提起自己的诉讼以确定FRAND条款。

德国的数字来自公开报道,判决原文未取得。报道转述的自上而下测算为:2024至2028年五年期许可费基数11亿美元,给予30%数量折扣,同时因三星拖延加价10%,得中点值8.6亿美元;扣除双方无争议的1.34亿美元后,五年期交叉许可中点值为7.26亿美元;因三星已预付2.77亿美元,法院将上限设为7.986亿美元;经风险调整并将三星许可给中兴的专利价值下调20%后,法院提出和解建议6.4亿美元,对应期限至2028年底。

Issues

五个方法论问题决定费率走向

把三国裁判文书叠在一起,争点可以收敛为五个问题。

第一,《中兴通讯苹果2020年协议》能不能作为5G费率的可比锚点,谈判环境受外力扭曲时应当排除还是仅仅调整。

第二,《2021年协议》只覆盖2G至4G且明确不含5G,5G这一段的费率从哪里找起点。

第三,自上而下法是一条独立的测算路径,还是只能充当对可比协议结果的交叉校验。

第四,过往销售与未来许可如何切分计价,折现率与单台封顶怎么设定。

第五,法院裁定的FRAND条款,对没有承诺接受的一方是否发生约束力。

Reasoning · Chongqing

重庆一中院把五份协议分成三组的逻辑

重庆一中院审理的五份协议是:《2021年协议》、《中兴通讯苹果2020年协议》、《三星电子爱立信协议》、《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三星电子交互数字协议》。判决给出可比性的判断原则:原则上需综合考虑许可谈判的环境、许可主体的相似性、许可专利的相似性、许可条款的相似性等因素。这四个维度构成一个逐层过滤的框架。

许可谈判的环境考察的是协议签订时的外部条件是否足以让价格反映真实市场价值。许可主体的相似性关注的是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财务实力、专利组合规模是否在可比较的量级。许可专利的相似性要求被比较的协议在代际覆盖、技术标准、地理范围上具有对应关系。许可条款的相似性则指向支付方式、期限结构、过往销售处理等技术细节的可移植程度。四项因素不是并列勾选,而是形成一个加权评估矩阵:任何一项出现重大偏离,都会拉低协议的整体可比性评分。

判决同时给出警示:当事人举示协议并主张可比,极可能存在利己性因素考量;形式上符合上述因素、但拆解结果极度偏离常理的,法院对可比性认定应持谨慎态度。

结论是把五份协议分成三组。《2021年协议》是2G至4G段的可比协议,双方庭审均同意其拆解适用于2G至4G。《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是5G段的可比协议。中兴—苹果协议、爱立信协议、交互数字协议均认定相对不可比。

排除《中兴—苹果2020年协议》的理由值得逐字记住。判决指出,签约背景上中兴2018年缴纳巨额现金罚款及保证金,陷入较大财务困境与迫切现金需求,在案证据显示中兴2018、2019年自由现金流为负;中兴通讯的财务状况构成制约其谈判地位的强制性心理因素,在该许可谈判环境扭曲因素下,协议条件很可能无法反映中兴专利技术组合真实公允的市场价值。

这里的关键是"强制性心理因素"的认定标准。法院不是简单因为中兴当年缺钱就排除协议,而是把财务困境与谈判地位的因果关系链完整呈现:巨额罚款导致现金流为负,现金流为负产生迫切融资需求,融资需求转化为谈判中的心理强制,心理强制压低了协议价格。这个因果链一旦成立,扭曲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打折扣的变量,而是一个动摇可比性根基的结构性缺陷。

《三星电子爱立信协议》与《三星电子交互数字协议》被归入相对不可比一组,判决未展开逐份说理,留出的空间由上述四项可比性因素框架填补。对执业者而言,这个留白本身传递了信号:举证责任在举示协议的一方,框架协议符合形式要件只是入场券。这一段的裁判逻辑是:谈判环境的扭曲不是把可比价格打个折的问题,而是动摇可比性本身。扭曲到可能影响价格形成机制时,法院的选择是换锚,从案外另找一份谈判环境干净、代际覆盖对应的协议,即《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

Reasoning · Regression

特征价格回归与累积费率的收敛路径

锚定《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后,判决用特征价格回归模型把5G相对4G的溢价从手机价格中剥离出来。基准模型的5G系数为21.57%,稳健性检验为13.83%。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控制其他配置后,5G特征对手机价格的边际贡献。

5G标准行业累积费率的公式在判决中写得很清楚:等于4G累积费率加5G系数,再乘以4G与5G手机平均销售价格之比。这个比例取39.16%,数据来自Canalys 2019年二季度至2025年一季度,对应2019至2029年期间行业未封顶均价。4G标准行业累积费率采用相对保守的6%至8%。代入后,基准模型下5G累积费率为10.8%至11.6%,稳健性检验下为7.8%至8.5%。判决最终取的是最保守情形:2019至2023年采用4.341%至5.273%,2024至2029年采用7.8%至8.5%。

21.57%与13.83%两个系数的差距,正是回归路径自身的不确定性刻度。判决同时报出基准模型与稳健性检验,再让最保守情形胜出,这套取低逻辑把统计争议挡在了最终费率之外。这不是对回归方法的否定,而是对回归结果不确定性的制度化吸收:当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时,法院选择对实施者更有利的边界值,以此平衡专利权人与实施者之间的利益。

落到个案金额,销售额口径有四层技术处理:手机按75%将零售价转为净售价;净售价设400美元每台封顶;未来许可费折现率参考在先判决设为10%;过往许可费暂不计息。判决同时驳回三星的三重加权模型,指出其地域逻辑、统计口径、核心假设均存在问题。

值得注意的方法论姿态是:重庆判决并未在可比协议法与自上而下法之间二选一,而是用特征价格回归算行业累积费率,再与可比协议相互验证,两个方向收敛后才落到个案金额。这种双轨校验的结构,比单一方法得出的点估计更具稳健性,也更能经受上诉审的检验。

Reasoning · London

英国三步结论把扭曲转化为调整幅度

英国程序中,双方的估值都以可比协议为基础,中兴另以自上而下法作交叉校验。三星主张最合适的可比是对中兴自身组合的可比,援引《2021年协议》及中兴—苹果协议;中兴主张这两份协议都受美国制裁影响下的谈判而严重失真。中兴反过来主张以三星与三个其他对手之间的许可作可比,三星在其中是净被许可方。三星的反驳理由是:这些对手的组合更强,持有大量达到诉讼强度的专利,是最难缠的许可方与诉讼方。

米德法官的结论分三步,每一步都有明确的逻辑功能。第一步,排除三星作为净被许可方的三份许可。这一步解决的是可比方向问题:当三星在可比协议中是付钱的一方而非收钱的一方,协议结构无法直接映射到本案三星应付的费率上,可比性在主体角色层面就已断裂。

第二步,认定《2021年协议》与2020年苹果协议初步是好的可比、是最好的起点。这一步解决的是可比协议的筛选:在双方提交的候选协议中,这两份与本案的专利组合、交易结构、市场背景最为接近,因此获得初步可比性认定。但"初步"一词留下了调整空间,意味着法官并不认为这两份协议可以直接套用。

第三步,法院大体接受中兴关于两份协议受非FRAND因素严重影响的主张,两者之中苹果协议更有用。这一步解决的是扭曲的处理方式。法官认定的非FRAND因素包括:中兴被迫给予首次许可折扣、5G组合回收不足、过往销售被大幅打折。也就是说,苹果协议被当作基准锚点保留,扭曲通过上调调整的方式被吸收。

同样面对谈判扭曲,英国的处理是调整而非排除。这一选择的法理基础在于:可比协议法的核心假设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协议最能反映FRAND费率,完全排除一份与涉案组合高度相关的协议,会损失宝贵的市场信号;而调整则是在承认信号有价值的前提下,剔除噪音。调整的方向是向专利权人倾斜——把被压低的5G回收、被打折的过往销售补回去——这与重庆法院选择换锚的方向正好相反。

对于中兴的自上而下交叉校验,英国判决明确驳回,理由是不可靠。判决新闻摘要的表述是拒绝将其作为可靠参照。至此,英国的路径定型为:可比协议作锚,扭曲作调整,自上而下只被允许以被校验者的身份出现,且未能通过检验。

还有一个容易被公开版删节遮蔽的细节:英国判决同时下发删节版与未删节版,费率论证的完整链条只存在于当事人可见的版本之中。研读英国路径时,你能核对的限于判决公开内容与新闻摘要,这一局限与研读德国判决时的局限同源。

Reasoning · Munich

德国自上而下法的六步测算各自解决什么问题

德国法院的第一步是排除锚点。据公开报道,慕尼黑地区法院拒绝以《2021年协议》作可比,理由是该协议属非典型的初始许可协议;若认定其对未来有约束力,将导致二次合同受害,即无经验一方被有经验一方迫入过于优惠的许可后,不利条件永久持续。

二次合同受害理论的规范意义在于:初始许可协议中,一方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谈判经验不足或市场压力而接受明显不利的条款。如果法院在续签时仍强制适用该协议作为可比,实际上是在用司法力量固化历史性的谈判不平等。德国法院选择排除而非调整,是因为初始协议的非典型性使其丧失了作为远期价格信号的功能。

排除可比协议之后,德国法院纯走上而下法。据公开报道的测算过程包含六个环节,每个环节解决一个具体的测算问题。

先定五年期许可费基数11亿美元。基数解决的是行业总体许可费池的规模问题,即在5G蜂窝通信标准下,所有SEP持有者合理应得的许可费总额是多少。这是自上而下法的起点,也是整个测算的锚。

再给30%数量折扣。折扣解决的是规模效应问题:当许可覆盖的出货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单位许可成本应当递减。30%的折扣率是对大规模被许可方的商业惯例回应。

又因认定三星存在拖延行为加价10%。加价解决的是行为矫正问题:当实施者采取hold-out策略、故意拖延谈判以获取时间利益时,许可费应当反映这种机会成本。10%的加价是对拖延行为的惩罚性调整。

两项对冲后得中点值8.6亿美元。中点值的意义在于:它是折扣与加价两个相反力量作用后的均衡点,代表法院认定的五年期许可费基准。

后续处理显示德国路径的精细与局限并存。扣除无争议对价1.34亿美元后得中点7.26亿美元。扣除解决的是净额计算问题:在交叉许可中,双方互负许可义务,只需计算净值。1.34亿美元是双方无争议的中兴使用三星专利的对价,属于可以直接扣减的项目。

考虑已预付2.77亿美元,将上限设为比中点高10%的7.986亿美元。上限解决的是安全边际问题:法院不直接判令支付中点值,而是给出一个范围的上限,允许当事人在上限以下自由谈判。比中点高10%的上限设计,既保护了专利权人不受过度压价,也给予实施者一定的谈判空间。

再经风险调整并将三星许可给中兴的专利价值下调20%,提出和解建议6.4亿美元。和解建议不是判决主文,据公开报道,这一区分在德国程序中贯穿始终。和解建议的功能是提供谈判锚点,而非强制约束。风险调整和价值下调20%解决的是不确定性分配问题:三星专利组合的价值存在争议,法院选择以保守估计作为和解基础,将争议空间留给当事人自行协商。

同时须注意,德国全部数字均转引自公开报道,与重庆判决可逐项核对原文的性质不同。

Divergence

方法论选择的三处分野

把三条路径并排看,分歧不在事实认定。五份协议同批在案,《2021年协议》不含5G这一点三国法院认识一致,中兴2018年的财务困境在英国与重庆均被采信。分歧也不在原则层面。三家法院都接受FRAND约束,都承认可比协议法是正统方法,都不否认谈判环境可能扭曲价格。

真正的分野落在三个方法论选择上。

其一,扭曲的处理档位:重庆把重度扭曲视为排除可比性的理由,英国把同一扭曲转化为对基准的调整幅度,德国则用二次合同受害理论排除初始协议的远期效力。三种处理方式对应三种不同的可比协议法理论预设:重庆采信的是"洁净市场信号"理论,认为扭曲一旦触及价格形成机制,协议就丧失了作为市场证据的资格;英国采信的是"信号净化"理论,认为市场信号永远有价值,关键在于法官能否准确识别并剥离噪音;德国采信的是"合同正义"理论,认为某些结构性不平等不能通过调整来修复,只能排除。

其二,5G起点的寻找方式:重庆换锚到诺基亚协议再加回归测算,英国保留苹果协议作基准再调整,德国放弃锚点直接采用行业累积费率。三种方式反映了对"可比性缺口"的不同应对:重庆的应对是积极填补,用统计方法从手机价格中剥离5G溢价;英国的应对是保守延伸,在现有可比协议基础上通过调整覆盖5G;德国的应对是方法论切换,当可比协议法找不到合适锚点时,直接转入自上而下法。

其三,自上而下法的地位:重庆用作交叉验证,英国明确拒绝,德国作为唯一主路径并叠加行为折扣。三种态度体现的是对行业累积费率可靠性的不同判断。重庆认为自上而下法可以作为独立方法论,其计算结果可以与可比协议法相互印证;英国认为在缺乏可靠行业数据的情况下,自上而下法的不确定性过高,不宜作为费率依据;德国则认为在排除所有可比锚点后,自上而下法是唯一可行的替代路径。

再强调一次口径:英国的3.92亿对应五年期;重庆的7.31亿横跨2019至2023年的5G过往部分与2024至2029年的全代际交叉许可;德国的7.986亿是五年期上限,6.4亿是和解建议。三者相差近一倍的说法,只在交代口径之后才成立。

三个费率近一倍的差距,是这三组选择在同一份协议堆上的不同展开,而非运算偏差。你看到的三个数字,本质上是三种方法各自走完流程后的终点。

Rules

可复用的裁判规则

规则一:可比性的审查重心从形式符合转向实质拆解。协议只要在谈判环境、主体、专利、条款四个维度被逐项检验,形式上的相似不再够用;拆解结果极度偏离常理的,谨慎认定。

规则二:谈判环境扭曲足够重大时,排除优先于调整。判断标准是扭曲是否触及价格形成机制本身,财务证据如连续负自由现金流是直接证据。

规则三:自上而下法可以作为独立测算路径,与可比协议法互为校验;两套方法收敛后的区间,比任何单一方法的点估计更稳。

规则四:过往许可与未来许可应当分段计价。过往部分不计息或低折现,未来部分设折现率与单台封顶,两个时间段用不同累积费率并不矛盾,是保守化处理的自然结果。

规则五:FRAND判决的效力以当事人承诺为界。一方承诺按条款取得许可,判决即可对该方发生约束力;未承诺方不受判项约束,全球诉讼因此无法被一份判决终结。

Boundary

这套规则在证据强度不够时会失效

这套规则有明确的适用前提,越过前提引用就会失真。

排除规则依赖财务证据的强度。自由现金流为负、缴纳巨额保证金这类证据不是每个案子都有;证据达不到同等强度时,法院更可能走英国的调整路径,排除只是特例而非通例。在一个没有显著财务扭曲、谈判环境相对正常的许可协议中,法院没有理由排除该协议的可比性,此时调整幅度的大小才是争议焦点。

特征价格回归需要足够的观测数据和透明的假设。回归系数的可靠性建立在样本量之上,专利组合规模小、许可数据稀缺的当事人难以复制这套技术,生搬系数会把别人的回归误当成自己的费率。重庆判决中21.57%与13.83%两个系数的差距,恰恰说明了回归路径的内在不确定性。对于许可数据不充分的产业领域,回归方法的适用空间本身就会受到限制。

德国路径依赖禁令威慑与行为折扣的裁量空间。数量折扣、拖延加价、价值下调20%都是法官裁量,和解建议又无拘束力;把它读成可复制的费率公式,是对程序性质的误读。在一个禁令救济力度较弱、或者行为认定缺乏明确证据的法域,hold-out加价和数量折扣的裁量基础就不存在。

把调整幅度公式化同样走不通。英国对首次许可折扣、5G回收不足、过往销售打折的吸收,依赖法官对个案证据的逐一权衡,没有可移植的固定比例。下一次遇到同类事实,调整幅度可能完全不同。可比协议法的精髓正在于个案权衡,任何试图提炼固定调整公式的尝试,都会与该方法论的灵活性本质相冲突。

常见的误读还有四类。把7.31亿美元与3.92亿美元直接相比,得出某一法域费率高一倍的结论,忽视了期限与范围的口径差异。把英国判决读成中兴必须签约,忽视了判决效力以承诺为界。把德国的和解建议当作判决主文,据公开报道的数字更不能写成判决认定。把判决中的累积费率百分比直接套用到自己的组合上,忽视了公式里的均价之比与封顶设计。

规则被推翻的情形同样存在。当事人拿出谈判环境干净、代际覆盖完整的新可比协议时,排除与调整之争会重新打开。行业出现可验证的许可数据库时,回归与裁量的空间都会被压缩。立法层面为ETSI类规则补入争端解决机制时,米德法官批评的诉讼泛滥才有制度出口。UPC曼海姆分院在2026年5月已经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法院可以不追加判决,而是直接提出和解建议并引导当事人进入PMAC调解程序。

Takeaways

把该做的五件事放在谈判破裂之前

留存谈判全程的书面记录与财务证据。邮件、会议纪要、报价函的完整链条,既是主张对方扭曲谈判的弹药,也是防御己方被贴上扭曲标签的盾牌。谈判中断时的最后一份书面报价,往往成为法院判断"善意谈判"的关键证据。

同步准备两套测算并写明假设。在报价文件中并列给出可比协议路径与自上而下路径,每一个折扣、封顶、折现率都标注依据,避免单方模型在法庭上被逐项击穿。两套路径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向对方和对方律师展示你对费率区间的诚实估计。

按代际切分许可协议的计价条款。单一代价覆盖未来代际的写法,会在续签时变成对自己最不利的锚,重庆与德国对《2021年协议》的处理已经展示了这种风险。明确的代际切分条款,可以在续签谈判中为双方各自保留重新定价的空间。

选择起诉法域时先核对四个口径。许可期限、产品范围、判项结构、对方是否已有承诺,四项不齐时,跨法域比较费率数字没有决策价值。在一个法域获得的低费率判决,如果期限仅覆盖五年且对方未承诺接受,其实际商业价值可能远低于一个期限更长、但金额更高的判项。

依托签约合作的专业专利代理机构开展组合稳定性与估值评估,涉诉事务委托签约律所处理。所有费率主张以可验证数据支撑,谈判与诉讼策略可以设计,结果不作承诺。

Sources

文书来源

本案主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号民事判决,2026年5月1日,审判长樊雯龑,审判员张琰、肖瑶。

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专利法庭[2026] EWHC 999 (Pat),2026年5月1日,Mr Justice Meade,含法院新闻摘要及经删节公开版本。

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审判庭7 O 64/25号(就EP2654356号4G专利对三星下侵权禁令)、7 O 2750/25号(驳回三星FRAND抗辩及相关请求),2026年4月30日;德国部分全部数字与程序描述均转引自公开报道,判决原文未取得,未作判决认定表述。

UPC:统一专利法院一审法院曼海姆地方分院UPC_CFI_189/2025号及UPC_CFI_850/2024号,2026年5月13日和解建议,据UPC程序规则第11.1条及PMAC调解规则第5(1)条。

其他引述:《2021年协议》、《中兴通讯苹果2020年协议》、《三星电子爱立信协议》、《三星电子诺基亚协议》、《三星电子交互数字协议》系涉案证据,可比性与费率表述以重庆判决认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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